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一起来了解的是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历史。

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，中国正当西汉末年，而使徒时代则是东汉时期。有传说认为，福音早在东汉时期就传到中国了，不过这种说法并无历史依据。有确实证据显示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活动，是唐朝称为“景教”的基督教活动。

1623年（明朝），长安（今天西安）一户人家在盖房子时挖到一块巨大的碑石，标题位置刻着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”，碑身刻满文字，记述的是唐太宗时代景教传入中国的事迹。1908年，考古学者在甘肃省的敦煌石窟中，又陆续发现了一些关于景教的文献。对照西方教会历史以及中国唐朝的历史记载，现在我们可以确定，景教就是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名称，进入中国的年份大约在公元635年。景教碑是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历史记录。

第五世纪时，因为教义上的一些争执，原任君士坦丁堡主教长的涅斯多留被打成异端，他被迫迁往波斯一带另行建立教会。很快，波斯地区的涅斯多留教会就发展得相当兴旺，而且热心宣教。他们派教士阿罗本前往东方，沿丝绸之路到了中国，宣扬福音，建立教会。当时的唐朝政府相当开放，容许这些来自波斯、叙利亚一代的基督徒在中国宣教。这些教士为基督的福音信仰取名“景教”，并在在中国各地展开宣教活动，建立教堂。按景教碑的记载，景教当时在中国是“法流十道……寺满百城”，颇为兴盛。按照历史考据，景教在中国流传了约200年。公元845年，唐武宗下令消灭国内的佛教，由于当时的景教跟佛教在外表上颇多类似之处，结果受到牵连，遭到取缔。公元879年，皇帝下令完全禁止景教的活动，中原地区的景教从此销声匿迹。

唐朝景教的发展本来还算顺利，但却因“武宗灭佛”一事受牵连而消失无踪。回顾这一段历史，李振群老师在其著作《透视教会春秋》中提到几点，值得今天的我们引以为戒。

首先，景教看来一直是依附朝廷的保护而生存的，这就类似基督教当初在罗马帝国的处境，当朝廷人事变迁，教会的生存环境也就随之改变，完全没有主导权。另一方面，当时景教到底有多少中国信徒，今天我们已经无从查证了，但在所有景教文献当中，人们发现很少出现汉族人的名字。这似乎意味着中国本土信徒不多，至少处于领导阶层的汉人很少。所以，虽然当时景教传播范围相当广，却没能在中国生根。此外，景教文献当中使用的表达方式，在形式上跟佛教非常接近。例如，“三位一体“这个教义，在景教碑上的用语是“三一妙身”。这个词有其可取之处，但佛教味非常浓厚，难怪在灭佛的政令之下，景教也遭了池鱼之殃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唐朝政府下令要消灭的是佛教，但佛教并没有被消灭，反而在中国继续生根、扩展；景教并不是要被禁的那个，到最后却完全消失了，根基之脆弱可想而知。

后来，考古学家在吐鲁番和内蒙古地区发现了很多景教信徒的墓碑，在西伯利亚地区也出土了很多刻有十字架和叙利亚文墓志铭的墓地，年代多在武宗灭佛之后四百年左右。这些发现证实，景教信徒没有回到波斯，而是滞留在了中国的塞外地区。进一步的考证也指出，一些蒙古部族在十一世纪就已经接受了景教，比如吞金灭宋的元朝君主忽必烈，他的母亲就是相信景教的。后来忽必烈入主中原，建立元朝统治，景教信徒也随之重返中原。

蒙古崛起后不断向西扩张，震撼了整个欧洲。当时罗马教廷听闻蒙古军人当中有人信奉基督，于是派遣使者出访蒙古，双方从此有了一些交往。后来，教廷甚至派遣教士孟高维诺前往中国宣教。1294年，孟高维诺抵达北京，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欢迎，得以在中原地区开展罗马天主教的宣教活动。当时，人们将景教和天主教统称为“也里可温”（蒙古语，意为“上帝”，或“蒙恩者”）。

按历史记载，元朝的景教发展似乎相当理想。因为元朝政府优待色目人（眼睛不是黑色的外族人），信奉景教的又多是色目人，因此景教信徒在当时的中国享有很多特权，如免服兵役，免缴赋税等等。一项研究指出，当时镇江地区的景教寺有八十多座，而镇江的外来人口中，每一百六十户就有一户也里可温，兴盛程度可想而知。元朝的天主教在孟高维诺的努力下也颇具规模。另一项研究指出，到元朝末年，天主教在中国的人数已达三万多。孟高维诺被罗马教廷委任为北京教区的大主教，孟高维诺去世后，罗马教廷还陆续派遣继任的教士，直至元朝灭亡。

随着元朝统治瓦解，也里可温也随之而去，从中国大地上完全消失了。跟唐朝景教不同的是，这一次的消失跟逼迫完全无关，是在自然的情境之下，随元朝统治一同瓦解的。因为元朝的景教是依附蒙古人和色目人来承载的，而天主教的传教事工也是依附当时朝廷的势力才得以生存；因此，朝廷支持一旦消失，教会也就无从立足了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，汉人对蒙古人和色目人缺乏好感，对他们热衷的宗教信仰也非常排斥。跟唐朝的情况一样，元朝信奉耶稣的人当中汉族人非常少，因此这个信仰很难在中原大地上生根。即使没有外来逼迫，这样的教会最终也只能成为后世凭吊的对象。

元朝灭亡后，取而代之的明朝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，强烈排斥外来文化，基督十字架的信息从此在中国土地上沉寂了两百多年。而此刻，欧洲社会和教会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。十五世纪末年，葡萄牙人成功到达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地区；十六世纪中叶，葡萄牙人租占澳门，作为他们在东方贸易的基地；欧洲的天主教会也随着欧洲海事技术日益发达，开始乘船到东方传教。

当时，明朝奉行的是“海禁”政策，所有到中国的教士一经发现都被驱逐出境，因此到中国传福音的教士只能停留在澳门。然而，这些教士依然坚持使命，努力学习汉语。由于当时中西贸易的需要，中国急需翻译人才，这些教士就因为通晓汉语获准居留在广东肇庆，其中耶稣会的教士利玛窦成功突破僵局，打开了中国宣教的大门。

思考：

基督的福音早在唐朝就叩响了东方古国的大门，却一再无功而返，其中原因何在？有哪些因素至今仍然存在，值得我们留意警醒？